那个画面，我永生不能忘记。

　　那年，母亲的骨灰被装进了一口大红棺材里。按照风俗，在钉上棺盖之前，主事的要询问一下家人，还有什么东西要给故去的人装进棺材带走。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时出现的，74岁的他从屋里小跑出来，嘴里喊着“等一下”。

　　我惊讶于他的突然出现，怕他克制不住悲痛。亲朋近邻也愣愣地看着他——我们那里是不兴带陪葬品的。就在众人愣怔之际，父亲从他的军用挎包中掏出了一个小红本。他把那个小红本举起来，手有些发抖，可神情极为庄重：“这些年，老付躺在床上开不了党员会，党费可是一个月没落。”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党员徽章，仔细地看了看，“把这个给她带走。”说着，他俯身把胳膊颤巍巍地探进棺材里。我站在一旁，盯着父亲俯下去的身影，他似乎敛去了悲伤，语气算得上平静：“老付，我把你的愿望完成了。”

　　人们读不懂父亲这个举动的含义，但我知道。这枚党员徽章可能一直在母亲的枕头下，可能母亲生前与他约定要带走它，或者这是他认为母亲在地下最好的陪伴——这枚徽章见证了父母温暖幸福的往日时光……这实在是一件深沉的事，我觉得藏在心底要比向父亲问清楚更好。

　　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属于偶然。母亲是村里的教师，也是村里唯一的女党员。由于忙于事业，婚姻大事一耽误就到了30岁。那年，当兵的父亲回家探亲，名为探亲，实则相亲。母亲和父亲从相见到结婚只用了一周时间。父亲家徒四壁，母亲中意父亲，因为他身上的军装和党员身份。结婚第三天，父亲又回到了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部队。母亲对父亲还是不了解，只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当兵的，是个党员。

　　晚年的母亲对我提起她的婚姻时，说过两次“你爸那时是预备党员”，这句话里明显包含着母亲的“偏心”：哪怕父亲入党还没转正，母亲也可以在婚姻上让父亲先“转了正”。

　　父亲退伍之后，成为了煤矿工人。在我五年级的时候，他订了一本叫《共产党员》的杂志，这本杂志成了我少年时期的课外读物，一直陪伴我到参军入伍。母亲说父亲的知识水平在他退休后有了很大的增长，不知道是不是受母亲熏陶的缘故。

　　参军之际，父母给我提出的要求是到了部队一定要入党。别的战友家书是什么内容，我不晓得，但是在母亲给我写的信中，大多是告诉我一个好的战士就要向党组织靠拢，要为组织做事。她甚至还专门为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的格式，让我结合工作认真完成递交上去。他们对我的入党问题是十分关心的。

　　我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。母亲说：“党员要戒骄戒躁。”父亲说：“立功看的是工作，优秀共产党员看的是政治觉悟，你还是要处处带头。”自我入党之后，父母一直用“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，处处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”来要求我，我也曾有过怨言，觉得他们不够体谅我的辛苦，可看着自己变得越来越好，我也渐渐理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。只要父母给我打电话，最后一定会说“不要犯错误，注意身体”。他们对我的教育，严格中带着关切。

　　母亲去世前，父母又搬回了村里。这下父亲再去开党员大会，就不用一早从县城坐车往回返了。之前，父亲每次去开会，母亲都开着玩笑提醒他：“别人要是问我咋样了，你就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呢。活一天，我就是一天党员。”

　　母亲已去世多年，但我觉得她从未离开。父亲还在按时开着他的党员会，他话不多，平时与我的交流也是寥寥。但他为母亲送葬时的那个举动，已经成为了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画面——他手中拿着的那枚党员徽章熠熠生辉，带着信仰的温度与力量，成为母亲永远的陪伴。（胥得意）